“叮——叮——叮”楼梯口的铃铛一响，楼上正在开会的代表们迅即收起正在讨论的文件，翻开面前的英语课本，眼睛齐齐地望向站在黑板前的洋教师……96年前，1925年1月，上海虹口，在淞沪铁路旁的一座石库门建筑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以私人办的英文补习班作为掩护，才得以顺利、安全地召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20位共产党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出席了大会。
预定会议时间一再推迟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要求各地同志将一年来对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并分配了代表名额，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由于局势发生剧变，使原定于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被改为12月20日，继而被推迟到1925年1月召开。
石库门里定乾坤
这是一幢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沪北地区典型的石库门房子。这一带处于租界与华界之间的“三不管”地带，三教九流、五方杂处。西临淞沪铁路，北靠俞泾浦，周边有白保罗路（现虬江路）、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东宝兴路等交通要道。小弄小巷四通八达，万一有状况能够及时疏散。如此隐秘的会所，是由当时负责宣传的张伯简几经周折找到的，从而使为期12天的中共四大得以顺利、安全地举行。
推开乌漆厚木大门，门内是天井，左右两边是厢房。抬头即望一方天，二楼有雕花栏杆。推开正房的落地长窗，是宽敞的客堂。穿过客堂，顺着狭窄陡峭的楼梯，登上二楼。偌大的一个朝南房间被布置成课堂模样，正面设有讲台，边上架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几句英文。桌椅摆放成长条形，每个座位前还放有一本英文书。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27岁的他，1924年8月刚从巴黎回国，10月份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首次出席中共的党代会，便担任了大会主席团主席。
为期12天的会议，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中共四大成为历届党代会中通过决议案最多的一届。
历史意义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国内封建割据的势力。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封建军阀盘踞的势力范围，取得了重大胜利！
可惜的是，这幢具有历史意义的石库门建筑毁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日军炮火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四大会址的考证工作也几经波折。1984年6月7日，由中共四大会议的书记员兼向导郑超麟到虹口区横浜桥一带实地考察，最后确认会址即现在的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
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共四大遗址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1995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遗址处立了块碑纪念，要让世人铭记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