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面临重大危机。紧急关头中共五大召开采取果断行动挽救革命。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在血腥屠杀枪声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血腥屠杀的枪声中筹备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中共五大开幕次日也就是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中共北方区委同时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就在中共五大筹备期间，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1927年4月底，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健在湖北汉口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5月初，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与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杨森勾结共同反共。
非常时局的非常会议
中共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后，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出席此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等82人，这些被蒋介石通缉捉拿的“共党首要分子”肩负着挽救革命的重任，他们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党员。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
为了防备反动派突然袭击，中共五大是秘密进行的，不许报纸上刊载有关消息，可还是有一家报纸刊登了中共五大召开的消息。开幕式后，代表们就迅速离开了会场。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们没有出席证，在出入开会场所时要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的是“冲锋”二字。
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正确与失误交织的重要会议
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一如既往地关注农民问题。参会前，毛泽东曾邀请澎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了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他把这个方案提交给大会，但陈独秀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然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重要性便成了空话。
最终，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议决案，并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中共五大通过的议决案，对党章进行修正。新修正的党章中专门增设了“监察委员会”一章，对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产生的方式、职责权限范围以及工作运行机制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党章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还负责讨论和批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人数、改选等工作，“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立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的通过，标志着党内监察体制的初步形成。
历史意义
正确与失误交织，因循与创新同在，成功与挫折并存，激进与退缩错杂。中共五大虽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