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前的4月23日，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的第二天，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了。在杨家岭的一个小山包脚下，早在两年前就由延安自然科学院的一位留苏学生设计，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建造了一座大礼堂。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就在这座别具风格的礼堂里举行。
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
中共七大是一次迟来的大会，距离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已经过去17年，其间，我们党历经艰难曲折。17年前，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为了摆脱白色恐怖，中共六大不得不远赴莫斯科召开；17年后，我们党已有121万党员、91万军队、220万民兵，19块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这是空前的成就。
大会开幕典礼上，任弼时开宗明义地讲道：“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伟大的斗争必然会产生伟大的人物。历经20多年的艰苦奋斗，大浪淘沙，我们党终于在实践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
两种中国之命运
在中共召开七大的同时，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讲道：“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我们党的选择是什么？毛泽东坚定不移地指出：“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幕词里说的“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的“书”。报告此前在广泛听取党内意见的基础上，于3月31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
报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路线而呈现的两种完全不同结果，指出这“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报告最后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的提出，对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三万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这项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关系到这次大会能否开成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5月17日，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五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和各代表团商议提出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
当时议论得最多的就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专门向大会作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经过细致的工作，6月9日，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44人为中央委员。李富春报告选举结果后，任弼时请在场的中央委员走上主席台，一一向代表们作了介绍。
6月11日，历时50天的大会圆满结束。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致七大的闭幕词。他讲道，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号召全党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言简意赅、热情洋溢的讲话，后来便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
历史意义
中共七大是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